【編者按】近年來，一些地方網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環境問題的困擾?！肮娫趯Νh境焦慮的共同性中會產生團結”。社交媒體目前已成為公眾線上和線下行為鏈接的平臺，網民習慣于采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維護自身的環境權益。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秋菊，保定理工學院教師仇悅穎以及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張凌然在《傳媒觀察》第11期刊文，在分析社交媒體中環境風險輿情擴散動因的基礎上，探討了社交媒體中環境風險輿情引導策略。該文認為，媒體中輿情傳播主體的多元化，擴大了環境風險輿情的擴散范圍；環境事件性質和環境風險傳播主體對環境風險議題的解讀，成為影響環境風險輿情傳播速度的重要原因；利益相關者維權博弈，議程間互動助推了環境風險議題的擴散深度?；诃h境傳播的倫理責任，從環境風險輿情擴散主體的“輿情素養”“風險共識”“信息供需”“互動傳播”等方面提出了環境風險輿情的引導策略。

一、社交媒體中環境風險輿情擴散動因

社交媒體中環境風險輿情是指在一定時間范圍內，公眾通過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體對環境事件或環境問題公開表達的情緒、意愿、態度和意見的總和。Hilgartner與Bosk（1988）提出“公共競技場模型”（Public Arenas Model）的概念，環境風險議題如果要在媒體等機構營造的一個個承載能力有限的競技場中博得注意力資源，需要其在機構、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競爭中拔得頭籌，才能引起廣泛關注。而環境風險議題能夠在短時間形成強大聲量贏得廣泛關注，其背后的擴散邏輯值得深思。環境風險輿情擴散主體構建了如同“公共競技場模型”一樣的空間，“媒介化社會”理論為探究社交媒體中環境風險輿情擴散提供了切入視角，社交媒體為環境議題入場和傳播提供了平臺；環境事件性質及環境風險傳播主體對環境風險議題的解讀，成為影響環境風險輿情擴散的重要原因；在環境風險傳播過程中，環境風險信息在復雜多元的傳播主體間流動，環境風險輿情擴散過程是公眾的情緒、態度和意見互動的過程。

（一）社交媒體中傳播主體的多元化，擴大了環境風險輿情的擴散范圍

近年來，媒介角色發生巨大轉變，由“中介性”角色轉變為“主導性”角色，開始影響甚至控制社會思潮和社會形態?？ㄋ固兀∕anuel Castels）首先定義了“信息化社會”的概念，“媒介化社會”對此加以吸收，后又對齊美爾的“形式社會學”與阿什德（David L.Altheide）和斯諾（Robert P.Snow）提出的“媒介邏輯”的觀念加以改造而衍生出來，引入傳播學研究之中。媒介化帶來了傳播手段和社會的變革，深刻影響了人類的傳播方式，以及建構社會的方式過程?！懊浇榛鐣崩碚摓樘骄可缃幻襟w中環境風險輿情擴散提供了切入視角，環境事件經由現實沉淀，社交媒體開辟流動入口，環境事件獲得進入線上輿論場的“入場券”，并且在特定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傳播環境中，媒介為環境風險輿情擴散主體賦權，使得社交媒體中傳播主體的構成多元化，促進環境風險溝通與決策。

社交媒體為環境事件由現實事件轉變為顯性輿論提供了可能。社交媒體縮短了環境事件自產生到發酵成環境風險議題的時間差。江蘇響水化工廠爆炸事件發生后，網友“@sunny1919191919”最早發出微博“這是響水哪里發生爆炸了？”，并配以現場的巨大煙霧的照片。由此可見，事件的見證者是社交媒體中環境輿情信息的重要來源，多元主體的參與拓展了環境風險議題的討論空間，提升了環境風險議題背后的社會價值和生態意義。

環境風險擴散主體通過接觸與使用社交媒體，在多元互動中擴大了環境風險輿情的擴散范圍。福建泉港碳九泄露事件中，@果殼在2018年11月9日13：13發布了“碳九泄漏，污染有多嚴重？”文章，為網民科普碳九的種類與屬性即“此次泄露的是哪種碳九？”，同時也為網民說明碳九泄露可能帶來的危害。截至2019年2月24日20：07，@果殼的這條微博內容轉發數31824次，評論數4370條，點贊數18331個。

社交媒體中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環境風險信息的擴散范圍，推動了環境風險議題的形成與傳播。

社交媒體的圖像修辭為環境風險議題傳播提供了可能。環境風險議題的傳播形式會影響環境風險主體的傳播意愿，社交媒體的傳播不再局限于單一的傳播形式，而是集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多種圖像修辭于一身，增強了環境風險擴散主體的傳播意愿。除此之外，對于環境風險議題來說，圖片、音視頻等傳播形式更容易帶來直觀的感受，容易獲得更多的用戶信任和分享。

（二）環境風險的性質及解讀方式，影響環境風險輿情傳播速度

關于環境風險事件中風險的性質有一個形象化的比喻，即在平靜的湖面上投下一塊石頭，就會圍繞石頭的落水點形成一層一層的水波向外逐漸擴散，波紋的大小和范圍會受到石頭質量的影響，這就是“漣漪效應”。在此基礎上，美國著名風險認知心理學家P.Slovic（1987）對作為環境風險事件信號的石頭作了具象化的釋義，環境事件性質和環境風險傳播主體對環境風險議題的解讀，成為影響環境風險輿情擴散的重要原因。

環境風險或是一種“未然事件”，活躍的“不確定性因子”催生環境傳播動力。Ulrich Beck曾將現代風險視作一種“未然事件”，在他看來，現代風險是正在逐漸形成的現實?？梢岳斫鉃?，環境風險正是因為其不確定性才導致其可以被定義，而這取決于環境風險議題的類型。目前，環境風險傳播研究的議題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涉及環境保護，如PX項目安全問題；二是涉及環境共識，如環境影響評價；三是涉及環境危機，如重大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但是很多環境議題受制于現有的科學發展水平，對環境問題的產生原因難以全面解釋，對于環境問題的發展走向難以預測，對環境問題的定性只能是階段性解讀，令風險界限模糊不清。因此，環境風險催生了環境風險傳播的動力，環境風險輿情擴散主體不斷完善對于現有環境問題的風險認知，構建風險認知空間，以期達到最佳應對。

環境風險輿情擴散主體對環境風險議題多角度解讀，導致環境風險輿情呈波浪式擴散。貝克曾提出“有組織地不負責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他認為社會主體將“危險”轉變成了“風險”，社會主體包括公司、政府管理者以及專家等，他們相互之間形成聯盟，構建獨立的話語體系試圖擺脫現有的“危險”困境，但往往適得其反，又遭遇“風險”的境遇。在福建泉港泄露事件中，東港石化公司在事件發生后最初對外公布的泄漏量數據是6.97噸，但后來經過相關部門的深入調查，發現實際泄露量為69.1噸。東港石化公司瞞報數量、惡意串通，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梢?，環境風險輿情擴散主體信息溝通不暢通，如果一方存在信息不真實，就難以形成傳播共識，不僅會影響環境事件的后續處置，還衍生了信任危機，或成為環境風險子議題的引爆點。環境風險的性質及解讀方式，影響環境風險輿情傳播速度。

（三）利益相關者維權博弈，議程間互動助推環境風險議題的擴散

貝克指出，風險的主體主要包括風險的決策者和風險的受害者，他們以利益作為行動的依據，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立場，并運用差異性策略來達到界定風險的目的。在環境風險事件發生后，環境風險輿情擴散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媒體、網民、意見領袖、環境組織，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在面對環境議題時會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及應對方式。在環境風險傳播過程中，環境風險信息在不同利益集團間流動，環境風險輿情擴散過程實質上就是權力的博弈和議程的互動過程。

不同利益集團權力相互博弈，相互制衡，共同推進環境風險輿情的傳播。政府部門掌握權威的環境信息發布權，在面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重選擇時，如果難以掌握兩者的平衡，就會產生顧此失彼的現象，在應對環境風險輿情中會陷入危機；大眾媒體具有輿論監督權，但這種權力容易受到其他利益集團的影響，導致一些媒介立場具有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輿論監督力度；普通網民與意見領袖具有知情權與表達權，普通網民或作為環境事件的見證者發布相關信息，意見領袖則答疑解惑拓寬環境議題傳播的深度。

風險學者羅恩（1995）認為風險傳播的理論建構有兩種：一種是以技術為導向，將風險轉化成為可以量化分析的數據，通過統計分析，得出其危害性；另一種是以民主為導向，將個人的風險感知作為評判風險的標準，得出其嚴重性。媒體兼顧技術和民主兩種導向，既要以事件為依據，又要反映社情民意，體現價值追求。網民、意見領袖、媒體、企業、環保組織等通過微博等社交媒體發聲，利益相關者維權博弈，議程間互動助推了環境風險議題的擴散。

二、社交媒體中環境風險輿情引導的策略

動員環境風險的承擔主體參與到環境風險治理的行動中，為關乎人類文明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福祉建言獻策，從網民、政府、媒體、專家和意見領袖等環境風險輿情擴散主體角度探索環境輿情引導，尋求提升環境風險傳播效果之道，對網絡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一）提升網民的輿情素養，抑制環境風險的社會放大

網民作為環境風險輿情擴散主體之一，在涉及具有專業性和科學性的環境風險議題時，存在認知和理解缺陷，在甄別和傳播環境風險信息時，依賴專家和大眾媒體的權威解讀和價值判斷，容易陷入環境風險的社會放大旋渦中。對此，網民應該主動學習環保知識，了解國家出臺的環境政策，關注環境議題動向，做到科學理性判斷和傳播環境信息，提升參與環境議題的能力。

主動設置議程，抑制環境風險放大。1988年6月，克拉克大學決策研究院的研究者們提出“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簡稱SARF），信息并不是直接傳送到受眾面前，而是需要經歷一個中間環節即“放大站”的社會放大，風險評估專家、大眾媒體、風險管理部門、風險傳播組織及個體都有可能成為“放大站”。網民接收的是經過“放大站”加工的環境信息，在環境議題傳播中呈現情緒化表達，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風險溝通的效果，這導致一些網民對環境風險感知與技術風險存在偏差。例如，2011年搶鹽風波中公眾的感知風險被社交媒體放大后，發生恐慌性的搶鹽行為。網民如果客觀、理性地傳播環境風險信息，積極參加環境組織舉辦的環保知識普及活動，增強對環境風險的準確識別能力，提升環境風險分析判斷能力，有助于避免社交媒體傳播中環境風險的社會放大效應。

（二）優化環境風險傳播框架，共情傳播成為溝通良策

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環境保護部門應用了“風險溝通”理論，其目的在于向公眾傳達風險部門制定的風險政策，傳遞和解釋環境風險的評估結果，讓公眾更好地知曉并采納相關政策。政府管理部門在運用“風險溝通”理論疏導環境風險輿情時，需要優化環境風險傳播框架，細化環境風險傳播策略，構建環境風險傳播共識機制，降低受眾“心理噪音”，建立社會信任。

優化環境風險傳播框架，共情傳播成為溝通良策。埃弗雷特羅杰斯（Everett Rogers）創立趨同效應，提出傳播包括風險傳播是長期的交互過程，傳播組織和受眾的價值觀影響傳播過程。如果善于識別受眾心理，做到與受眾“認知共情”和“情緒共情”，就需要推進信息公開透明工作，與受眾平等對話，注重受眾反饋，降低受眾“心理噪音”。一方面，搭建環境事件數據庫，針對不同的環境事件，及時采取不同的傳播策略，避免環境輿情風險的產生。另一方面，形成分眾化的傳播策略，針對不同的受眾群，在傳播手段和形式上要有所不同。在實踐中不斷地探索及優化環境風險傳播框架，建立社交傳播信任有助于共情傳播效應的形成。

（三）均衡環境風險信息供需，發揮媒體輿論壓艙石作用

泛眾化傳播時代，互聯網發展帶來傳播生態格局的巨變。社交媒體中人們對環境問題和環境事件的討論關注度較高，內容的多樣性及傳播主體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稀釋了傳統媒體報道內容的關注量。環境風險事件發生后，媒體可從內外兩個維度進行環境風險信息的傳播。首先，對內維度即從媒體自身出發，要有正確的輿論導向，提升對環境議題的理解、判斷，報道具有主流價值的專業信息，加強輿論監督的力度。其次，對外維度即要平衡與協調不同利益主體的環境訴求，遵循事件呈現多元報道框架，破除唯“事件導向”的報道框架，盡量避免“信息津貼”帶來的報道偏向性，呈現不同利益主體的話語，均衡環境風險信息供需，發揮輿論壓艙石的作用。

（四）加強專家和意見領袖互動，提供專業權威的環境決策

拉斯韋爾所提出的大眾傳媒具有環境監測的功能，作為在環境風險議題中的專家和意見領袖也同樣具有該功能。同大眾媒體一樣，專家和意見領袖在解讀環境風險、應對環境危機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作為社交媒體中環境輿情擴散的關鍵節點，專家和意見領袖在環境風險輿情爆發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環境風險信息傳播中，專家與意見領袖的互動傳播，可以為政府和大眾媒體提供信息補充。當環境問題或是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引發環境輿情風險時，專家和意見領袖應及時跟進事件進展，為網友答疑解惑，為網友科普艱澀的科學知識，引領網民近距離接近事實真相。加強專家和意見領袖互動，提供專業權威的環境決策，有助于避免引起公眾的環境恐慌，防范社交媒體中的環境風險輿情擴散。

（載《傳媒觀察》2021年11月號，原標題為：社交媒體中環境風險輿情傳播動因及疏導策略。原文約7000字，此為節選，圖表、注釋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于大數據的社會化媒體輿情傳播機制及風險防范體系研究”（18BXW119）、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項目“社交媒體中環境輿情擴散的動因及引導策略研究”（2019020503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王秋菊，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仇悅穎，保定理工學院教師

張凌然，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