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國內媒體進行了角度豐富、數量龐大的報道。由于此次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在病毒特性、致病因素、疫情走勢等諸多層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部分非典記憶內容成為新冠報道中的敘事資源。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于德山教授和碩士研究生龍彥儒在《傳媒觀察》2021年第2期刊文認為，非典記憶在我國新冠肺炎報道中作為一種敘事資源而存在，相關內容多集中于社會史層面，與報道主題呈現出傳承延續、經驗借鑒、對比襯托三種關系類型的勾連；不同類型的媒體通過共享記憶資源以及對部分記憶內容的集體闡釋，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話語共同體?？疾煨鹿诜窝讏蟮乐械姆堑溆洃?，對于我國新聞媒體的非紀念性媒介記憶實踐具有啟示意義。

媒介記憶既包括關于媒介本身的記憶，也包括在媒介上呈現的個體記憶、集體記憶等與社會成員共同過往相關的記憶內容。前者關注與媒介或媒體人自身相關的記憶，后者則將媒介視作一個具象的記憶空間，媒介記憶研究便是考察其中各類社會事件的記憶的書寫與實踐。這兩種類型被稱為以新聞業本身為對象的“新聞史”，和以社會事件為對象的“社會史”。

就2003年的非典而言，其在社會史與新聞史兩個面向都具有豐富的闡釋空間。在社會史角度，非典作為威脅普通民眾生命健康的瘟疫，暗含對社會文明中“死亡”闡釋體系的沖擊，極易引發個體恐慌而造成價值觀層面的危機。此外，非典深刻影響我國社會的發展軌跡，既沖擊了國人的現代性幻想，昭示了“現代性危機”，也標志我國風險社會的到來，人們自此將輿論眼光轉至民主政治、市場經濟、民主社會等領域的縱深。因此，新聞媒體對非典社會史記憶的建構或再闡釋，關乎社會秩序、社會發展以及政權的合法性維系。而新聞史角度下的非典媒介記憶，涉及對我國新聞界彼時在輿論引導、媒體監督等多個層面的評價闡釋，同樣具有豐富的記憶資源。

新冠肺炎相關報道將非典作為敘事資源時主要引用了哪些記憶內容？報道如何將“過去”與“當下”勾連？完成了怎樣的敘事建構？不同類型的媒體在相關記憶實踐中又表現出怎樣的特征？以上是本文嘗試涉及的研究問題。

基于可行性與代表性考慮，研究選取《人民日報》與《中國青年報》為中央黨媒代表；《三聯生活周刊》與《界面新聞》為市場化媒體代表；在地方媒體選擇上，新冠疫情最先在武漢暴發，因此選取了《楚天都市報》與《長江日報》，考慮到非典對廣州、北京兩地影響較重，當地媒體的相關記憶資源或更為豐富，故將《羊城晚報》與《廣州日報》，《北京青年報》與《新京報》納為研究對象。通過中文報刊數字平臺“中華數字書苑”對上述媒體刊發的報道進行高級檢索，以國內公開報道的新冠肺炎病例最早出現日期后一天，即2019年12月9日，至本研究開始日2020年4月17日為時間段，分別在標題、正文中檢索關鍵詞“非典”“SARS”，逐一閱讀搜索結果后，以“是否屬于新冠肺炎相關報道”“是否含有具體非典記憶內容”為標準進行人工篩選，而對于并未收錄在此數據庫中的兩家市場化媒體，則在其公開發布的數字平臺中以同樣方式進行樣本獲取。剔除重復出現等無效樣本后，共篩選出相關報道236篇構成本次研究的樣本。

研究人員對報道中非典記憶文本逐一精讀后，借助研究軟件Nvivo.12，歸納形成涵蓋樣本中所有記憶內容類型的節點。同時，根據相關記憶內容與其在新冠肺炎報道中被提及時的報道主題間的關系，提煉出“對比襯托”（用記憶內容對比當下變化）、“傳承延續”（當前報道的行為或對象與記憶內容一脈相承）、“經驗借鑒”（對照過往記憶內容吸取經驗）、“無明顯聯系”四種關系類型納入編碼表。

非典記憶片段全部為社會史類型

研究發現，236篇報道中的非典記憶片段全部為社會史類型。

整體而言，我國媒體在新冠肺炎報道中使用最多的非典記憶內容，是“醫護等具體公職人員的抗疫情況”。這部分內容以醫生、警察、環衛工人等個體公職人員為對象，關注他們在抗擊非典過程中的行為、心理、作用等。其中，表現公職人員“勇敢、奮戰、奉獻、有效等積極角度”在這一內容類型中占比89.9%，遠超“害怕、逃避、倦怠、低效等消極層面”的部分。此類記憶內容從個體敘事出發，一方面指向政府機構在非典期間的作為，另一方面也代表著疫情之下如你如我般平凡個體做出的抗疫舉動，對其進行正面書寫符合主流意識形態與疫情期間社會動員的需要。與之相對應，“政府部門防疫相關舉措”類型中“應對積極的舉措”內容同樣多于“應對不力的舉措”，占比達到87%。

使用度次之的記憶內容是“非典時期的醫療情況”，可以劃分為“具體采用的醫療手段”和“醫療技術與物質條件”兩個組成部分。前者突出了非典治療方法中“效果良好”的角度（79%），后者則著重強調了當時技術與物質的“條件不足”（93.3%）。這種呈現態勢或與二者指向相關，相比之下，醫療手段更能體現“盡人事”的主觀能動性，彼時成功的經驗對于當下抗疫有鼓舞作用；而醫療技術與物質條件則更多指向外在的客觀因素，對于習慣了戰爭隱喻的非典媒介記憶而言，強調條件的艱苦更益于突出“軍功章”上的色彩，從而達到提振士氣的作用。如《羊城晚報》的報道表述：

黃寶紅發現同事有畏懼心理時，將自己當年在隔離病房護理重癥非典患者的經歷進行分享，不斷鼓舞大家的士氣，她說：“當年的防護沒有現在的好，自己當初對非典的了解也沒有那么充分，但我們還是戰勝了它。你們看看我，我能做到的，相信你們也能！”

此外，報道中的非典媒介記憶雖然傾向與主流價值觀相符、較為積極的內容類型，但在直接體現非典影響的“非典病患與疫區人民境遇”類型中，反映“消極境遇”的內容占據了該類型的絕對主導地位（90%），這或許說明非典作為一場社會浩劫，其所造成的創痛與傷害在媒介記憶中是難以回避的。

“傳承延續”“經驗借鑒”“對比襯托”

在關系類型的編碼中，“傳承延續”數量最多（120），其次是“經驗借鑒”（100）和“對比襯托”（36），“無明顯聯系”最少僅有1個編碼，過去與當下的勾連方式大多可歸入前三種類型之中。

將“內容類型”與“關系類型”相結合有助于我們檢視報道中的敘事建構。關系類型“傳承延續”中出現最多的內容類型是“醫護等具體公職人員的抗疫情況（勇敢、奮戰、奉獻、有效等積極角度）”，這其中既包括同一位公職人員在當下對非典期間積極抗疫行為的傳承延續，如《人民日報》對抗疫典型人物張忠德的報道：17年前，他沖鋒在抗擊非典第一線，在救治重癥非典患者時不幸感染，在生死線上走過一回。這一次，已56歲的他又來到火線，“我只不過是換了個工作地點”。也包括非典時期公職人員“抗疫精神”在不同主體間的傳承延續，如《廣州日報》報道青年醫生奔赴武漢一線時的引用：“2003年非典時正值高考，我被當時很多前輩的英勇事跡所感動，于是報考醫學院。今天，能夠參加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工作，對我而言是實現了學醫的初衷、實現了少年的夢想?！焙蔚氯t生說道。

此外，與“傳承延續”類型關聯較多的均為積極、正面的記憶內容，如非典時期效果良好的醫療手段、政府部門有效應對的防疫舉措等。這些內容類型與“傳承延續”相結合，塑造了“優良得到延續”的敘事框架。

而在“對比襯托”關系類型中，出現最多的記憶內容是“醫療技術與物質條件不足”。此種敘事多為回憶非典時期醫療條件的欠缺，以此襯托我國醫療技術在17年間取得的進步，通過對比醫護條件的差異，完成“我們更加強大”的敘事。如《人民日報》的報道：2003年非典來襲時，20歲的我被抽到北廣場臨時隔離區，為進站口首次測量體溫超高的旅客進行二次腋下測溫、為發燒的旅客辦理退票、聯系救護車把發熱病人送走……當時的我謹慎又害怕。17年后的今天，再次面對疫情，我少了份恐慌，多了份堅毅。

非典時期的害怕與恐慌，在“17年后的今天”變成一份“堅毅”，這種對比襯托基于“我們更加強大”的敘事框架，在體現其個人成長的同時，也向讀者傳遞著特定意涵——當下由眾多公職人員所構成的，是比過去更為可靠的抗疫力量。

“對比襯托”關系類型下出現第二多的內容是“非典病毒的病理特征”。在這一對比中，新冠病毒多處在更加強勢與兇險的位置，如《廣州日報》的報道：“當年經歷非典時，如果患者到醫院被檢查出有發燒，加上接觸史排查，基本上就可以判定這名患者被感染了。但這一次，很多患者不發燒，或者只是有輕微的癥狀，比如說只是身體乏力，或者輕微的咳嗽，但做核酸檢查也是陽性。這就給這種肺炎的排查帶來了非常大的難度?！睆埨^先說，誰都沒想到這個病毒會呈現這種程度的暴發。

這段表述對比了兩種病毒在臨床反應上的差異，相比非典，新冠肺炎更為狡猾與隱蔽，這使得排查工作面臨“非常大的難度”。在與非典的對比襯托中，新冠病毒被塑造成更為難纏的對手，媒體也由此完成了“情況更為棘手”的敘事。

在“經驗借鑒”關系類型中，出現最多的內容是“非典病毒的病理特征”，由于二者同屬冠狀病毒導致的肺炎，非典病毒的病理特征因而常被視作理解新冠病毒的經驗來源。如《楚天都市報》對防治無癥狀感染者的判斷借鑒了非典時期的類似情況：2003年SARS和前期新冠肺炎流行病學調查的證據，都證明無癥狀感染者有一定的傳染性，但是傳染性、傳播性有限，不會引起人群的大規模傳播。醫院、疾控機構只要充分落實傳染病防治“四早”要求，就能很好控制無癥狀感染者的傳播風險。

除此之外，在“經驗借鑒”類型下我們同樣常見這樣的表述：

2003年非典時期，擾動的是當年二季度的經濟增長，在三季度經濟就迅速出現反彈，“所以我們認為疫情緩解以后，中國經濟將會迅速企穩，并且隨著前期推遲的消費和投資會有一個釋放，中國經濟會出現補償性的恢復”。

這是《北京青年報》關于疫情后我國經濟局勢走向的報道，引用了非典時期我國的社會民生情況作為經驗，判斷新冠肺炎緩解后我國經濟將出現“補償性的恢復”。疫情暴發期間，封城、封路等一系列隔離防治措施對我國社會民生的沖擊較大。以國內經濟情況為例，受疫情影響最為嚴峻的第一季度，我國GDP同比下降了6.8%。疫情之后的國計民生能否迅速恢復、又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恢復？成為社會各界迫切關注的焦點。因此，非典時期的社會民生情況為這一問題的可能回答提供了參考。在疫情局勢尚不明朗的當下，利用非典經驗完成此種敘事的報道，對于維護社會各界的抗疫信心與樂觀情緒有重要意義。

不同媒體的記憶實踐構建話語共同體

不同類型的媒體在報道中存在對某些記憶資源的共享。以“醫護典型”張忠德為例。非典時期，張忠德是廣東省中醫院醫生，在抗擊非典時意外感染并一度病危，康復后，因貢獻突出獲“廣東省抗非模范”等榮譽稱號。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張忠德作為廣東省援助湖北醫療隊的成員奔赴武漢一線，這使得他在非典時期的經歷，成為展現醫護人員不懼生死、不忘初心、積極奉獻等優秀品質的記憶資源。張的故事首先刊登在《廣州日報》與《羊城晚報》，此后，中央黨媒與廣東之外的地方媒體開始在相關報道中引述張忠德的非典經歷，“德叔”出現在越來越多的媒體報道中，成為如鐘南山、童朝暉等知名度較高的醫生一樣，為不同媒體所共享的非典記憶資源。

同時，對于某些特定記憶內容，我國媒體進行了口徑統一的集體闡釋。例如中央黨媒、市場媒體以及廣東、北京、武漢三地的地方媒體，都提及了中醫藥在非典時期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共同將非典塑造成為中醫療效正名的“試金石”；又如各類媒體頻頻提及的非典病毒來源于野生動物的集體記憶，以此直接或間接地將新冠疫情源頭指向對“野味”的食用（即便新冠源頭問題至今未有定論）；以及，對血漿療法在非典治療中積極作用的共同回憶，促進其在新冠疫情治療中的推廣。

不同類型的媒體談論著同樣的英雄、回憶著同樣的內容，這些被共享、共用以及共同闡釋的記憶資源存在，呈現出我國新聞界在相關記憶實踐中彼此間的配合呼應，形成了一定程度話語共同體。而這種“公共知識”的生產，將有助于凝聚社會共識，并促進我國新聞界完善職業邊界與“闡釋社群”的建設。

（載《傳媒觀察》2021年02月號，原文約11000字，標題為：“過去”作為敘事資源：新冠肺炎報道中的非典記憶研究。此為節選，圖表和注釋等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6AXW008>；江蘇省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KYCX20_1225>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龍彥儒，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于德山，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新聞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