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庚子年初，一場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將全國人民困與家中，當醫護人員在一線抗擊疫情時，中國輿論場發起和組織了對醫護人員最堅強的社會支持。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駱正林教授在《傳媒觀察》2020年第10期刊文認為，社會支持的效果和社會關系的質量相關，而現代傳媒是社會關系的重要紐帶。我國擁有龐大的媒體規模，它拓寬了中國人的社會關系網絡，也提高了中國人的社會交往質量。在2020年的新冠戰“疫”中，主流媒體、都市媒體和社交媒體協同作戰，喚醒了民眾對醫護人員的關懷和保護，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的、高效的社會支持系統。
社會支持是社會組織或公眾基于特定的社會關系向特定的群體或個人提供的物質、精神或行為的援助。社會支持的主體可以是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也可以是普通公眾；社會支持的客體是處于不利社會環境中的特定群體或個體；社會關系是社會支持賴以發起、組織或實施的社會條件；社會支持的目的是給弱勢群體提供物質保障、精神安慰或行為援助。
在新冠疫情期間，嚴重的醫療擠兌讓醫護的制度、組織保障失靈。對于馳援疫情中心區的醫護人員來說，他們脫離了原本熟悉的工作、生活軌跡，突然置身于一個陌生、混亂、壓抑和高強度的醫療環境，其生理和心理很快達到個體所能承受的極限。正是無情的病毒讓醫護人員成為了弱勢群體，他們迫切需要來自社會的熱情鼓勵和堅定支持。由媒體輿論發起的社會支持行動，讓醫護人員獲得了包括制度支持、隊伍支持、社會陪伴、心理撫慰等在內的全面的系統的社會支持。
主流媒體：制度保障與精神激勵為主的社會支持
主流媒體是代表黨委和政府聲音的媒體，其主要任務是政策宣傳和輿論引導。在抗擊新冠疫情中，主流媒體宣傳抗疫政策，維護黨政權威，支持資源調度，疏導公眾心理，促進社會穩定，為全國上下抗擊疫情做出了艱苦的努力。主流媒體關于新冠疫情的議程設置內置了“對醫護人員的社會支持”。
（一）首設議程：制度保障、隊伍組織、精神激勵
新冠疫情使城市管理各方面均遭遇到極限壓力測試，相關城市乃至整個國家都面臨著嚴重的系統性風險。國家動員、全國支持、高效執行是中國制度的優越性，也是中國人民戰勝各種天災人禍的傳統經驗。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是我國主流媒體堅持的一貫傳統。主流媒體是包含多種行政層級的媒體，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是主流媒體的代表，而《新聞聯播》則是“代表中的代表”。從央視網檢索《新聞聯播》的節目安排，我們發現：從1月20日開始，“新冠肺炎”逐漸在《新聞聯播》的議程中得到突顯，并最終成為《新聞聯播》的首要議題。
1月20日“新冠肺炎”進入《新聞聯播》議程，并以重大新聞的姿態排在第二三條。1月21-23日，“肺炎疫情”議題在節目中有所淡化，相關新聞排在節目單的中后部，內容主要是國家衛健委通報各地疫情及疫情防控情況。1月24日是除夕，《新聞聯播》連播了4條肺炎新聞，“肺炎”再度成為重點議題，但仍排在“春節”議題之后。從這5天的新聞編排來看，《新聞聯播》糾結于“過節”與“防疫”兩種議題之間，總體上是想給全國人民營造祥和的節日氣氛。從1月25日開始，“新冠肺炎”不再是簡單的新聞議題，關于它的報道已經形成規模，進而變成內容豐富的“新聞議程”。
議程設置可以有兩個層級：第一層級議程為公眾提供“議題對象”，解決讓公眾“想什么”的問題；第二層級是在同一議程框架內設置“議題屬性”，解決公眾“怎么想”的問題。第二層級議程設置類似于框架理論，即在新聞報道中突出議題某些方面的屬性（如內容、角度、背景等），引導公眾在媒體設定的框架內將客觀事實轉化為主觀思想。1月25日之后，“新冠肺炎”是《新聞聯播》首要的對象議程，在該議程下媒體內置了多角度的“屬性議程”，這些議程客觀上為一線醫護人員提供了制度保障、隊伍建設和精神激勵等社會支持。首先，《新聞聯播》報道了黨中央對疫情防控的堅強領導和頂層規劃，報道了國務院對全國聯防聯控工作的全面部署，報道了黨政高層對全國醫療資源的全面調度，報道了中央指導組坐鎮武漢指導當地防控工作……正是這些報道讓一線醫護人員感受到他們的出征是有計劃、有保障的國家行動，國家將通過強有力的組織協調、資源調度保障他們的安全。其次，《新聞聯播》每天滾動播出各地醫療隊援鄂出征、一線救護的新聞，這些新聞將“戰斗熱情”傳染給每支醫療隊和每個隊員，讓他們感受到自己不是單兵作戰，而是匯入了全國性的作戰部隊，是一次團隊作戰、集團軍作戰?！缎侣劼摬ァ逢P于援鄂醫療隊的報道無疑讓出征的醫療隊員感受到了團隊的力量、奉獻的光榮。再次，《新聞聯播》大量報道儀式場景、典型人物，用先進事跡、感人鏡頭給予醫護人員莫大的精神鼓勵。各地醫療隊出征時都要舉行送行儀式，各地醫療隊員請戰、醫療隊集體宣誓、各地領導臨別送行等鏡頭，能夠讓參戰醫療隊員由衷產生參戰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二）再設議程：物資援助、記功行賞和精神激勵
醫護人員是新冠戰“疫”勝利與否的戰爭籌碼，也是政策宣傳和輿論引導的符號載體。主流媒體疫情報道初期過于強調主題先行和價值導向，相當程度上忽視了對“人”的關注。面對處于膠著狀態的防控戰“疫”，主流媒體開始調整最初的議程設置，即在不放棄宣傳和引導任務的前提下，逐漸增加對醫護人員生存狀態的關注，呼吁社會給予醫護人員更多的援助。
2月份之后，“醫療物資短缺”成為輿論焦點，《新聞聯播》關于物資生產和調配的報道明顯增多。這些關于“醫療物資”的報道既具有宣傳價值，也讓醫護人員感受到了直接的物資援助和精神安慰。
主流媒體在后期報道議題中還明顯增加了“直接社會支持”的內容，如落實一線醫護人員的福利待遇，解決醫護人員子女入學，追認犧牲醫護人員為烈士等。
都市媒體：記憶書寫與生存感知為主的社會支持
本次疫情報道中，以財新傳媒、三聯生活周刊、人物雜志、鳳凰衛視、新京報等為代表的都市媒體，他們秉承“職業新聞”的歷史傳統和自我想象，通過及時性、系列化和規?；囊咔閳蟮?，用新聞書寫了新冠疫情的歷史記憶，也感同身受地為一線醫護提供了精神陪伴和社會支持。
（一）第一意識：用職業態度記錄疫情、書寫記憶
近年來，國內新聞從業者深陷職業焦慮之中，因為種種壓力很多新聞人感覺到理想失落，有不少人轉身進入新媒體從事娛樂、投資工作，更有人選擇離開與傳媒有關的職業。在崗的新聞人內心則正經歷艱難的抉擇和痛苦的煎熬，他們必須要面對技術、資本、管理等各方力量對“新聞”的重新定義。本次新冠疫情報道中，一些都市媒體的新聞人勇敢地走到抗疫一線，以高度的職業自覺和道德自信把“新聞”再次帶進了大眾視野。
“新聞是明天的歷史，歷史是昨天的新聞”，因此記錄新聞就是在書寫歷史。保羅利科認為記憶和遺忘是時間體驗和敘事活動的中間橋梁，公正記憶是政治學范疇內的公民主題概念。本次疫情期間財新傳媒的報道有規模、有溫度、有深度。財新網積累的疫情報道非常豐富，既有官方視角也有民間視角，既有國內報道也有國際報道，既有文字圖表也有照片視頻，既有新聞專題也有評論微博。從某種意義上看，財新新冠報道已經成為一座數字博物館，成為一種數字記憶。醫護人員面對疫情承受巨大生理和心理壓力，財新關于醫護人員的報道記錄和肯定了他們的艱難、辛苦、付出和犧牲，這些報道能夠提高醫護人員的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韌性，幫助他們管理社會壓力、控制工作情緒，鼓勵他們以積極的心態應對惡劣的環境。
（二）第二意識：以生存感知的態度提供心理援助
長期深入采訪讓記者對醫護的處境感同身受，他們會萌生為醫護人員提供心理援助的強烈愿望。對醫護人員的心理援助是都市媒體的“第二意識”，它是一種超越職業意識的社會意識，是媒體更加主動介入社會生活的重要體現。
精神病學中有宣泄療法，即讓患者“講述壓力事件雖會暫時性地喚起個體的不愉快經歷，但從長遠的角度看，會使人獲得持久的平靜，平復邊緣系統的活動”。疫情報道中，有責任感的媒體努力在“第二戰線”為醫護人員提供心理療傷，俯下身段傾聽他們的心聲。當醫護人員感覺他們被理解、被信任、被贊許時，在工作中積累的負面情緒就會得到較多的釋放，這種“聊天宣泄”“新聞療法”無疑也是給全社會提供了一劑有用的心理治療湯藥。
疫情期間鳳凰衛視記者開設了多個自媒體頻道，如羅羽鳴的《傾聽武漢》，蔣曉峰的《武漢日記》，田川的《武漢來信》等，報道醫護人員是這些短視頻的重要選題。田川主持的《武漢來信》是一組聊天視頻，主持人通過聊天的方式傾聽一線工作人員的傾訴，深度挖掘他們的所遇所感所思。這種在線交流的方式既是深度報道的重要手段，也是對一線工作人員最有力的心理援助，它幫助一線工作者形成正確的自我評價，讓他們感受到真誠的支持。主持人和他們之間不再是采訪與被采訪的關系，而是聆聽和傾訴的關系。當醫護人員面對記者傾訴時，首先是情緒的宣泄，然后很快他們調整為理性的陳述，最后變成對未來充滿著希望。應該說，醫生們都是理性的職業人，讓他們釋放了內心積蓄的能量后，理性能夠立即讓他們回歸正常工作狀態，使他們更加積極地理解到事業的崇高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都市媒體記者對一線醫護的采訪，也是記者們對醫護人員的一種心理療傷，這種療傷會讓醫生更加感覺自身事業的偉大，也讓觀眾加深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認知。
（三）終端渠道：新聞APP、微信公號與朋友圈的信息下沉
本次疫情期間傳統媒體重現傳播影響力，但這種“逆襲”不是傳統媒體古典操作方式的成功，而是傳統媒體面對社交媒體創新之后的重生。財新、人物、新京報、鳳凰衛視等都有自己的微博、APP和微信公號，這些機構自媒體通過輿論領袖把內容帶進虛擬社區，然后實現新聞報道的數字分享和網絡閱讀。
都市媒體的自媒體通過輿論領袖嵌入、病毒式營銷，讓疫情內容迅速下沉到各種電子社區，成為社交媒體新聞傳播的重要信源。疫情期間社交媒體中有各種各樣的信息，但權威的事實性信息幾乎全部來自傳統媒體。職業記者的深入采訪為公眾提供了傳播和討論的素材，當然公眾的討論、爭論也深化了新聞報道的社會價值。2月17日，《中國新聞周刊》公號發布調查報道《親歷者講述：武漢市中心醫院醫護人員被感染始末》，該文發出后立即引起網民的眾多議論，很多公號將文章截屏“劃重點”后二次傳播。自媒體使機構媒體的報道由“一次性”“終了式”報道，逐漸轉變成“跟進式”“成長性”報道。記者跟蹤新聞事件滾動報道最新新聞信息，當新聞事件出現新的變化或進展后，記者、編輯會在原有報道基礎上進行“新聞再生產”。財新傳媒曾經推出一組封面報道：《現場篇：武漢圍城》《病人篇：疑似者之殤》《解毒篇：溯源新冠病毒》《國際篇：全球共濟》……這些報道將疫情各個階段的消息進行重新加工，最后融匯成規模宏大的史詩般的調查報告。都市媒體依托各種社會關系，努力將新聞下沉到電子社區，從而使職業媒體找到了受眾和市場。
社交媒體：社會陪伴與心理撫慰為主的社會支持
社交媒體對醫護人員的支持，更多是通過“輿論”的方式實施的，強大的輿論可以喚起社會聯動，從而為醫護人員提供社會陪伴和心理撫慰。
（一）醫護人員直接利用社交媒體尋求社會支持
當人們遭遇生存和心理危機時，尋求社會援助成為一種生理本能。疫情初期，行政管理的失調、紅十字會的失序、民間援助的缺場等等問題，一度危及到醫護人員的健康安全和戰斗士氣。于是很多醫護人員利用社交媒體直接向社會求助。當醫護人員的呼吁通過網絡鏈接傳播，整個社會聯動為醫護人員提供社會支持；當醫護人員感受到被關注、被支持、被保護時，感受到周圍環境正在不斷改善時，他們的適應能力會增強，精神氣質也會得到極大的恢復。2月21日，公號“三甲傳真”發表ICU醫生李鴻政的博文“武漢抗疫醫生：這個死亡病例不一樣！”2月21日李醫生負責的一個病人死亡，他通知病人的兒子來醫院簽字，電話那頭“聲音有些顫抖，有些疲憊，還有些心酸”。對方說他也是臨床醫生，目前還戰斗在救治崗位上，前天媽媽因為肺炎剛過世。李醫生記錄這個死亡病例，不僅這是他“有生以來最特殊的一次噩耗傳遞”，也是一線醫生心理情緒的表達和宣泄。網友秋意這樣評論：“身為醫生卻無能挽回雙親的生命，那種痛無人體會。心里堵得慌，只能說戰斗在疫情一線的醫護人員保重?！贬t護人員通過社交媒體尋求社會支持，是他們提高心理彈性、適應高壓環境的努力，也是公眾通過“援助醫護”達到自我援助的一種努力。
（二）社交媒體給予醫護的心理撫慰和社會陪伴
社交媒體信息具有碎片化、淺表化和情緒化特征，但社交媒體能夠形成公共討論，意見碰撞形成的輿論更接近民意本身。國內社交媒體輿論場此次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撕裂狀態，但疫情期間人們針對醫護人員的爭議少了，各種社會力量都期望給予醫護人員更多的道義支持。整個疫情期間，社交媒體為醫護人員提供了全程、細致的關注，網絡鏈接形成的滾雪球效應激勵更多的人參與社會支持。如2月15日，公號“惠在湖北”發表“請不要再叫援鄂女醫護剃光頭了!”一文，對甘肅婦幼集體剃光頭出征提出質疑。社交媒體還呼吁職業媒體不要過度地宣傳“武漢90后女護士流產10天后重回一線”“女護士懷孕9個月仍在一線”之類的新聞。當白衣天使們逆向而行時，公共討論讓人們學會尊重他們的尊嚴和權利，讓他們不受委屈、體面地為我們做奉獻。2月28日，“惠在湖北”公號發布“關愛一線醫務人員，多地出臺優待政策”，搜集了各地給予一線醫護的福利待遇政策，包括現金補助、工作補貼、核增績效工資、政府津貼、崗位聘用、職稱晉升、人才項目、優先提干、評選評優、記功獎勵、上門慰問、休假療養、景點觀光、家屬照顧、子女就學升學等各方面內容。這些優待政策很多都在之前的社交媒體中進行過討論，并形成了具有一定影響的社會輿論。
（三）社交媒體是社會輿論形成的直接場域
輿論是公眾意見的直接表達，是不同意見碰撞后的最大公約數。在疫情期間，李文亮、艾芬等醫生成為社交媒體的焦點，關于他們的討論形成了歷史性的網絡奇觀。網民討論美國的《吹哨人法案》，關注武漢中心醫院的管理狀況，聚集在李文亮的微博下傾訴……網絡奇觀包含機構媒體的新聞報道、知情人士的內幕報料、網絡編輯的信息集納、意見領袖的觀點碰撞、癡心網友的集體行動，這些既是網絡輿論形成的策動力，也是網絡輿論的各種表達方式。社交輿論場的這些表達是公眾情緒的宣泄，是對社會管理的警示，也是對人性的一種救贖。因為所有信息均匯聚到社交輿論場，所以社交輿論場成為了中國輿論場的主戰場。
主流媒體、都市媒體、社交媒體，它們處在中國社會的不同坐標上，但它們均強化了中國人的社會聯系，使中國的社會動員和社會支持的力量更加強大。在抗擊新冠疫情的戰役中，三種媒體的相互配合、相互協同，實現了傳播信息的立體覆蓋，喚醒了民眾對醫護人員的關懷和保護，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的、高效的社會支持系統。
（載《傳媒觀察》2020年10月號，原文約15000字，標題為：媒體協同與議題競爭——抗疫期間我國媒體對醫護人員的社會支持研究。圖表和注釋等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大數據時代網絡輿情和社會治理研究”<16BXW04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駱正林，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