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使得平臺型媒體的機遇和困境隨之暴露了出來，隨著社會階層、價值觀、立場、文化等的隔閡和分裂進一步加劇，平臺型媒體應該如何面對這種非傳統安全語境？其發展方向和出路何在？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林瑾，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喻國明，在《傳媒觀察》2021年第1期發表論文認為，平臺型媒體正遭遇著關系超載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關系超載正解構和重構著社會認同，使得認同危機問題愈加突出，而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出現又進一步加劇了圈層化社會下的群體分裂、情緒失控和共識缺失等癥候。平臺型媒體亟需立足于當前的社會背景，進一步提升非傳統安全語境下對認同危機的防范和化解能力，以一種共同體的視角，從技術邏輯到信息流動再到價值維度作出系統性的反思和探索。

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簡稱新冠肺炎疫情）等大規模流行性疾病為代表的公共健康問題是非傳統安全問題的主要類型之一，從非典型肺炎疫情到新冠肺炎疫情，人類社會中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爆發成為了值得關注的現象。因此，從實踐出發對非傳統安全語境下的相關問題進行反思也成為一項重要議題。非傳統安全是相對于傳統安全而言的一種安全觀，關注的是易被傳統安全所忽視的非軍事威脅。在概念認識上，即是指“非國家的行為體對于國家安全、人民群眾生存和發展安全造成的非軍事侵害”。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看，新冠肺炎疫情作為偶發性的重大非傳統安全問題，其本身就極具新聞性，成為了挑動社會情緒、考驗媒體公信力、影響國際輿論的特殊新聞事件。

平臺型媒體成為重要信息傳播平臺

本文探討的平臺型媒體包括但不限于大家所熟知的各類社交媒體平臺、資訊分發平臺和視頻分享平臺，如微信、微博、今日頭條、抖音短視頻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具有不同于傳統安全問題的特點，其相關信息的產消也因此呈現出不同于常態化社會的傳播模式。而平臺型媒體上的信息傳播模式可以很好地與之契合，因此可以作為非傳統安全問題相關信息傳播的重要平臺，很好地發揮信息告知、環境監測和社會協調等作用。

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個體本就有安全信息需求。而非傳統安全將視角由宏觀的國家轉移到微觀的片區，關注個體安全是其區別于傳統安全的關鍵標志，這就使得精準地識別和響應個體需求在非傳統安全語境下顯得更為迫切。平臺型媒體恰恰可以憑借渠道和技術等方面的優勢，通過個性定制、精準推薦、及時響應等更有效地滿足個體對安全的認知需求。

其次，非傳統安全問題更多是根植于社會體制、出現于國家內部的，有著深刻的體制性和結構性根源。就此次黑天鵝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來說，也能從人類社會發展和社會體制內找到一些端倪，環境本身、人與環境的關系、人與動物的關系的改變，都為潛藏在自然界中的病毒擴散到人類社會埋下了隱患，這也是未來人類群體中可能再次暴發重大疫情的潛在因素。而作為信息的整合者和社會的服務者的平臺型媒體，首先就是一個基本的資源整合型的開放式平臺，能夠實現信息的有效存儲、智能整合、快速檢索等功能，可以也應當為此類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前期預警、經驗積累、問題解決提供重要的參考信息。

此外，非傳統安全問題造成的威脅是不可預期的，具有爆炸性、偶然性、恐怖性、心理可傳染性等一系列特點，個體可以從現實環境中直接感知到非傳統安全問題造成的威脅，還包括通過媒介環境而“擬態”地感知。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傳統媒體及其新媒體平臺因其信息的權威性再次受到矚目，重新獲得了活力，凸顯了非傳統安全語境下公眾對傳統媒體的認可與期待。而后起的社交媒體平臺也成為了人們在疫情期間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其作為社會信息傳播的大流量平臺的地位依舊顯著。同時，社交連接相對較弱的短視頻分享平臺、資訊分發平臺等也在疫情信息傳播中起到了重要的補充作用。但各類平臺型媒體在非傳統安全語境下對信息生產和傳播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同時，也暴露出了其在非常態社會下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平臺型媒體上認同危機的產生和演變

如今，一種關系超載的壓力感、失控感和不安感正向我們襲來。在非傳統安全語境下，關系超載正以高于常態化社會下的強度增加著人們的心理負荷，侵入著個體的私人空間，進而解構和重構著社會認同。

（一）在社會分類體系愈加復雜多樣的背景下，人和人又不得不處在時刻“被連接”的新時空中，這使得本不可能發生的社會撕裂發生了

自鐘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表示新冠病毒“肯定人傳人”后，人與人之間的隔離成了阻隔病毒在人際之間傳播的有力措施。人們被迫居家隔離，但線下的隔離在無形中使得人們對網絡的依賴進一步加強了，人們需要在線上獲取信息和進行溝通交流的頻率、時長大幅提高。這也說明了，在非傳統安全問題爆發時，人們會大量、短時地聚集到平臺型媒體上，圍繞非傳統安全問題及其相關信息形成更緊密的連接。

但在平臺型媒體上，個體又存在明顯的社會分類和社會比較現象。一方面，人們會自動地將事物甚至自己的身份作分門別類，歸入不同的群體，并進行敵我、內外的區分。另一方面，平臺型媒體上的用戶也不得不接受被動的分類和比較，平臺上的用戶標簽和等級區分就是這種社會分類、社會比較機制的體現。在社會系統不斷被分解成新的社會要素、各種社會關系被分割重組形成新的結構的背景下，更豐富多樣的群體產生了，而線上連接的增強又迫使不同群體間的壁壘被突然地、強制性地打破，交流的可能由無到有，交流的強度由弱變強。

（二）隨著群體間的信息流動不斷增強，強調信息實用性和到達效率的同時容易忽視共同意義的維系，導致情感共鳴的缺失和社會情緒傳染

提供消除不確定性的信息是平臺建構影響力的關鍵之一，尤其是在非傳統安全語境下，平臺型媒體更需要積極通過信息整合、實時更新、信息多媒體化加工等方式，以滿足人們消除不確定性和尋求個體安全感的需求。但對能夠消除環境不確定性、維護社會穩定的實用性信息的推崇，很可能使得平臺型媒體在追求信息共享和流動效率的同時，面臨能夠穩定社會情緒、實現情感共鳴的信息的匱乏，并由此導致共同意義的缺失。

在非傳統安全語境下，人們對信息實用性和到達效率的要求比在常態化社會下更高。但非傳統安全問題又往往會涉及眾多新興且復雜的領域，其造成的威脅也較難被準確描述和預測，因此相關信息有很強的內在局限性和不完備性，包含著許多不確定性。這也是為什么非傳統安全問題爆發時，謠言、假新聞等不確定性信息會有很大的滋生可能和快速傳播空間，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關于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觀點往往難以統一，常常呈現出眾說紛紜的態勢。

非傳統安全問題相關信息的復雜和真假難辨為平臺上的信息傳播模式帶來了新的阻礙，而這些不確定性信息又將對受眾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尤其在受眾的情緒方面作用突出。因為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突發本就打亂了人們的正常生活秩序，又因其具有心理可傳染性、恐懼性等特征，進而將導致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和心理問題，而相關的不確定性信息則進一步加劇了可能的負面影響。

（三）在去中心化的網絡社會中，平臺型媒體上的社會結構也遭遇了變革，使得其上的認同樣態進一步由中心輻射式轉向圈層離散式

平臺型媒體誕生于網絡社會，因此其上的認同樣態自然地沿襲了圈層化趨勢，而且隨著平臺型媒體上圈層化現象的加劇，這種演變趨勢將更加明顯，并將在非傳統安全問題爆發的催化作用下進一步加速演變的進程。

對于平臺型媒體來說，延續常態化社會下的認同機制和樣態可能會強化非傳統安全語境下的社會圈層化效應，使得社會分裂和沖突加劇。這種彼此隔絕的圈層所形成的“硬殼”不僅會使外來信息難以進入，包括主流意識形態也會難以觸及到各個圈層的群體，也就更談不上有效的影響和引導了。因此，在社會環境、群體關系和價值維度遭遇變革的背景下，平臺型媒體上的認同機制和樣態更加迫切地需要做出調整和改變。

此外，非傳統安全問題往往是上升到了國家安全層級的重大問題，因此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影響各國安全的跨國性問題。建構主義安全觀作為安全研究的三大范式之一，注重的是以認同為核心安全變量的“規范建構”與“制度建設”。在跨國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語境下，建構主義安全范式要求世界各國在國際交往中秉持共同的價值尺度和理性準則。各國間共享安全狀態的實現要求各國都要共擔責任，要以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為基礎，超越傳統以單個國家為中心的國際交往模式，以共同體的視角處理國家間關系與全球性安全問題。因此，也有必要在全球化語境下，探索新的認同機制和樣態。

以技術邏輯、信息流動和價值維度重建認同

（一）反思技術邏輯：以適度的“反連接”思維構建合理的社會分類機制

在非傳統安全問題爆發時，人們在互聯網上獲取信息的時間更多，在互聯網上的社交行為更加頻繁，人與人的線上連接變得更加緊密。此時，基于某些情境的適度不連接或“反連接”思維就變得必要。

讓人與人的連接變得更稠密和豐盈已成為了當前許多平臺型媒體的目標之一，而這種連接還意味著要能實現不同圈層間有效的交流互動。當個體認為群體之間的邊界是固定的和不可通透的，個體感到難以從一個地位低的群體進入到地位高的群體，社會流動性很低時，就會產生變革社會的集體行動，這在非傳統安全語境下是極其危險的，會進一步打亂本就混亂的社會秩序。需要意識到，圈層化的存在本就不是為了加強群體間社會階層、價值觀、立場、文化等的隔閡和分裂，相反地，在圈層化的背景下要讓不同群體間進行適度流動、達成有效交流，才能有助于社會回歸穩定狀態。

平臺上各個群體間的邊界要具有通透性，個體可以在各群體之間流動，這就要求平臺型媒體要構建合理的、靈活的社會分類機制，以維護平臺上社會結構的穩定。

（二）轉換內容維度：和不確定性信息共處的同時實現情感和意義的“涌現”

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存在讓社會風險變得更加不確定，如今我們要學會跟這種不確定性相處和共存。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信息傳播中可以發現，平臺型媒體把直接刪除不確定性信息作為了一種主要處理方式，使得不確定性信息的價值被忽視和簡單化處理了。面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相關的不確定性信息，我們應充分予以關注，重新考量其價值所在，不斷優化對其的處理方式。

非傳統安全語境下，平臺型媒體應該有一定的信息容錯性，即應該開辟讓不確定性信息生產和傳播的空間，因為這些信息的傳播可能在短時間內會造成一些負面效果，但是長期來看卻可能是利大于弊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爆發時，我們一旦有所發現就需要及時向社會和公眾傳遞警示信息，因為如果未能及時作出警示或一味苦等科學證據的充分獲得，公眾就難以做好思想準備，這就有可能給人民生命健康造成更大損失。

面對不確定性信息，自組織是平臺型媒體上得以消除信息不確定性的一股重要力量。自組織的方式挖掘和匯集了每個人處理信息的能力，在自組織力量的調動下每個人處理信息的能力變成整個集體處理信息的能力，并且個體組合之后的能力是高于個體能力總和的，只有這樣才能出現信息的“涌現”。一方面，群體的能力、彼此的信任、責任與擔當是實現信息涌現的內在動因，基于這些內在動因建立起的自組織會更容易形成集體認同感和歸屬感，可以更好地通過集體氛圍引發情感共鳴；另一方面，平臺上的開源軟件、去中心化的協作方式、社群分享、在線共享文檔等技術是信息得以實現涌現并彰顯力量的外部條件。信息技術全方位、多角度沖擊著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平臺型媒體通過使用各種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可以將信息更好地集合在一起，通過技術來賦能信息的處理、加工和整合，進而生成新的有機信息集合體，最終在已有的信息基礎上實現信息增值和信息共享。

（三）強化價值導向：通過微型公眾的協商民主達成理性對話、塑造基本共識，增強圈層的向心力

對平臺型媒體來說，處理認同危機問題、實現共同體的建構需要讓個體間、群體間達到理性對話的狀態，在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健康問題上達成必要的基本共識。

在非傳統安全語境下，達成個體和群體間的基本共識、用更有力的價值回應去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帶來的威脅至關重要。但目前的平臺型媒體還面臨著價值觀念多樣化、社會階層分化、轉型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訴求等方面的挑戰，為推動個體間的理性對話，既要有理性的主流意識形態指引，也要能讓不同個體在共商共議中達成價值默契，將“理論認同”與“感性認同”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達成理想的認同狀態。

總的來說，平臺型媒體在非傳統安全語境下更應當承擔起作為民主協商平臺的重要作用。近年來，協商民主理論有了顯著的研究轉向，即從宏觀的規范理論轉向微觀的機制設計研究，日益重視協商民主的制度化與技術化操作。在此轉向過程中，一種重要的方法和機制——微型公眾協商被提出和發現，在諸多微型公眾協商方法中，協商民意測驗是一種被廣泛討論和運用的黃金范式，可以為推動平臺型媒體上的民主協商提供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

協商民意測驗由費什金提出，其步驟與程序非常簡單：首先，依據科學的隨機或分層抽樣從普通公眾中選取代表性的樣本參與協商民意測驗。為鼓勵抽中的公民樣本參與進來，會給予適當的報酬與補貼；其次，參與協商的代表會收到討論議題的說明材料，并通過簡單的協商訓練，在協商論壇中進行自由、平等的理性溝通與對話。這種方法可以彌補一般民意調查的理性缺失，即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未經反思的原初民意所具有的非理性、自私、狹隘等的負面影響。通過這種協商民意測驗的方式得出的共識是一種關于某一議題的深思熟慮的民意，加之其采用的是一種微型共識的機制設計，能夠避免龐大規模大眾參與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這些都使得協商民意測試的方法在圈層化、微?；鐣l非傳統安全問題時表現出獨特優勢和價值所在。

（載《傳媒觀察》2021年第1期，原文約9000字，標題為：非傳統安全語境下的認同危機和平臺型媒體的認同重構。有刪節，圖表和注釋等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本文為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主流媒體傳播力績效評估研究”（20JJD860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林?瑾，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喻國明（通訊作者），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